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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沈家煊先生新著《〈繁花〉语言札记》于2017年3月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

　　《繁花》是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于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该书的语言风格别具一格，以上海方言为主体，以话本风格为特色。整部小说可以用上海话从头读到尾，最大程度体现了上海人讲话的语言方式，但方言色彩却并不过重，非上海语言读者群亦能顺畅阅读。

　　同样生在上海的沈家煊先生品味《繁花》的语言，也“有跟着律动的快感”。《〈繁花〉语言札记》从语言学的基本认识出发，分列十数个小专题，从汉语腔、混合语、流水句、话题链、零句的多样性、并置性、韵致性等角度，分析和解读小说《繁花》的语言，以及它所体现的汉语的本质特点。在文末，沈家煊先生指出：“作家受翻译腔的影响久矣，语法学家受印欧语眼光的支配久矣。《繁花》不仅给我们一部耐看的小说，也为语言学家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真实文本。”

　　《〈繁花〉语言札记》正如《繁花》，雅俗共赏，既可供语言学文学专业人士在研究写作中参考，也可供爱好者在闲暇时品鉴。正文后附录一篇语言学专论《汉语的韵律和节奏》，从语言学本体视角，作更为深入和系统的阐释。

话是这么说——读《〈繁花〉语言札记》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副总编辑 魏钢强

　　金宇澄的《繁花》，“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沈家煊的《〈繁花〉语言札记》，十数个小专题掰开揉碎就讲一个道理——话是这么说，中国话（汉语）就是这么说。

说哪里话

　　沈家煊说，“《繁花》的语言，明显是一种混合的上海普通话”，“上海普通话，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实际存在于生活之中，不是人造的”。《繁花》一开篇，说的就是这种混合的、实际存在的话：

　　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 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陶陶的老婆芳妹，低鬟一笑说，沪生坐，我出去一趟。两个人坐进躺椅，看芳妹的背影，婷婷离开。沪生说，身材越来越好了。陶陶不响。

　　同是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人物语言是这样的：“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两下比较，可以看出《繁花》普通话“读改”的成功。《〈繁花〉语言札记》归纳其方法，“大致的原则是，虚词宜改就改，实词能留就留”。

　　《繁花》行文全用上海普通话。但叙述语言是说给读者听的，人物语言是人物说给人物听的。作者注意这种区分，成就了《繁花》的“雅俗同体”。引文中的“低鬟一笑”，就是叙述的语言。

长话短说

　　《繁花》的语言特色，《〈繁花〉语言札记》认为“一是方言腔、沪语腔，一是话本腔、说书腔”。跟“话本腔”对立的是翻译腔，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跟西语比，汉语总是长话短说。

　　《〈繁花〉语言札记》取样统计，《繁花》的句长，平均每句5个字。其中7字以上的句子只占12%，超过10字的句子极少。“正因为行文中大多是字数不多的短句并置，大致等长，节奏感就强。”例如：“金妹穿无袖汗衫，端菜进来，颈口流汗，一双藕臂，两腋湿透”，“我娘有气无力，闷声不响，拿起衣裳，看我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或许自古以来，话就这么说。《论语》为语录体，口气是这样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有人统计，“不响”在《繁花》中超过1500例。《〈繁花〉语言札记》指出，“语言学家分析会话，早发现‘话轮’之间超过一定时长的沉默或者间隙，都传递意义。对这个沉默或间隙的叙述也就成为对话的一部分，《繁花》充分利用这一点，对话中频繁使用‘某某不响’……”

话说短长

　　《繁花》的标点简单，只用逗号句号，不用引号问号。沈家煊分析其合理性，指出汉语的“句子”就是两头有停顿的一截话，用逗号还是句号全凭停顿长短和语气。语气没有终结，就用逗号，停顿短一些； 语气终结了，就用句号，停顿长一些。吕叔湘说：“汉语口语里特多流水句，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

　　沈家煊不惜篇幅，从《繁花》抄录了三段一逗到底的行文，分别为47逗、49逗和65逗，特别申明“那些一定要在汉语里也像印欧语那样区分单句和复句的人，可以参考”。

　　跟一逗到底相反的情形，是频繁用句号。这些句号，还都不能随便换成逗号。例如：

　　雪芝说，就看阿宝讲啥了。阿宝说，讲啥。雪芝笑起来。阿宝说，讲啥呢。雪芝笑了。阿宝说，明白了。雪芝说，讲讲看。阿宝说，我讲了。雪芝睁大眼睛。阿宝说，我就讲，我是雪芝男朋友。雪芝笑起来说，聪明，也是坏。两个人笑笑。阿宝沉吟说，真的不要紧。雪芝笑笑。

　　沈家煊说，“这段话把阿宝和雪芝互有好感，谈话略显迟滞、延顿的情形表现得很充分”。这段话里，9个“说”7个“讲”：叙述语言用“说”，照顾听众（读者）；人物语言用“讲”，记录实际。两下绝不相混，可以看到《繁花》作者对作品语言的自觉经营和调度。

　　听话听声

　　继续说标点。汉字兼表音义，标点表达停顿和语气，都是听话听声的需要。传统标点只有句和读，《繁花》不用引号问号，自有道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疑问和陈述，许多情况下是模糊的，听不出来的。《繁花》开头，“沪生说， 陶陶卖大闸蟹了”。沪生的话，感叹还是询问，可以听不出来，或许沪生根本就没想让人听出来。改用问号，本来模糊的明确了，意味全无。

　　标点的使用最忌烦琐和累赘。《现代汉语词典》词条的行文当中，“也作某某”“也叫某某”“也说某某”，“某某”就一律不加引号。

　　新式标点从西方引进，但西方人未必刻板应用。德国童书《本爱安娜》，译成中文2.6万字,引号530对,平均50个汉字就一对引号。再看德文原书，一个引号都没有。作家程玮做的翻译，她说：“我翻译时没有一秒钟的纠结。” 也就是说原文不用引号，表达上没有任何不明确的地方。《繁花》也没有用引号，读者阅读时同样“没有一秒钟的纠结”。

话里有话

　　话语的衔接，挑话头和接话头，讲究的是话里要有话。《〈繁花〉语言札记》指出，汉语的语篇，一个小句既是对前一个话题的说明，又同时是后一个说明的话题，形成所谓“话题链”。沈家煊认为，话题链有两种链接情形，第一种叫“兼用型”，还有一种叫“套叠型”。兼用型如：小菜蛮多，今朝庆祝啥呢，国民党生日。当中的小句“今朝庆祝啥呢”兼为说明和话题。套叠型如：八十年代，上海人聪明，新开小饭店，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层，阁楼延伸。从“上海人聪明”开始，一层说明辟出一个新的话题，层层套叠。沈家煊说，语篇的“话题链”不外乎这两种情形，有的是这两种情形的混合和变通，汉语自古就是这样。甚至可以说，单句的构造原理，跟语篇的话题链是一致的。通常说的“兼语句”就属于“兼用型”。

　　理解“话题链”，打通句与句群（段、篇）的关系，不光在语言学研究上有意义，对一般写作，特别对文字翻译也有着实实在在的帮助。处理翻译文字，编辑最头疼的就是不“顺”：单独看每句都没问题，放在一起就别扭。杨绛先生因此说，“略有经验的译者都会感到西方语言和汉语行文顺逆不同”，原文冗长的复句，需要认明各部分的从属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所谓“重新组合”，就是要建立符合汉语表达逻辑的话题链。

真不像话

　　从印欧语的眼光看，汉语的表达简直“不像话”。汉语用停顿界定的“句子”，有的没有主语，有的没有谓语，赵元任称之为“零句”，认为主谓齐全的整句，是言者“有意经营的”。汉语对话叙事都以“零句”为根本，沈家煊说，“它的多样性超出语法学家的想象”，下面例子里头的零句，“要是用印欧语的眼光看，无论如何是不成‘句’的”：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体。|沪生原来呢，还算正派，现在也学坏了。|你们俩最近，情况还好吗。|我现在，只想回乡下一趟。|让阿妹预先，也有个准备。|这我到底，啦（哪）能办呢。|夫妻大概，也真是天天吵。|我恐怕，撑不牢了。|就算我，老酒吃多了。|但我总算呢，又要做娘了。

　　沈家煊强调，汉语是一种“尊重读者智力”的语言，小句和小句，形式上是简单的“并置”，“不用连词、少用连词，连接的意思靠现场推导，尽管有语法学家指责这样的说法含糊不清，这仍然是老百姓乐意采用的口头表达方式，人人都懂，人人都会”。

　　因为“并置”，所以“意合”。杨绛谈翻译技巧，特别强调“洗练全文”，也主张不用连词，靠并置意合。如“他们都到伦敦去了；我没有和他们同到那里去，因为我头晕”，分号后面的部分可直接改为“我头晕，没去”，认为“语序颠倒一下，因果关系很明确，上文说过的话，下文也不再重复”。

都是好话

　　强调方言、口语存在的合理，并非否定通语、文言（书面语）表达的优势。运用得当，两者都是好话。口语的长处是活泼，书面语的优势是谨严。

　　赵元任在台湾大学演讲《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一些问题》，题目里头的“跟跟”引起疑问。这次演讲的记录后来出版（书名《语言问题》），作者在序里特别提到，当晚有报馆一再打电话询问“跟跟”的意义，说那家报纸“结果第二天登出来居然登对了”，“可是有些报没打三次电话的，还是登错了”。我跟年轻编辑交流常说到这段，提醒对书稿不明白的地方至少问三遍。其实这种误会，书面语不难避免。

　　赵元任的演讲成文，是完全照说话的口气记录的。如果书面些，比方说写作“语言学和同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就不至于产生误会了。

旧话重提

　　云顶集团：文学和语言，许多年前吕叔湘曾经说过：“开口生活，闭口意识形态，却不讲语言。这种文艺批评是片面的。”“我们古人讲文艺作品，很重视作家怎么运用语言，有什么特色，举了很多例子。而我们现在讲文艺，这方面非常忽略，光讲内容，不谈语言的运用，片面性很明显。”这种状况，或许因为学科壁垒。

　　前些时读到一篇专访，陈晓明谈中文系内部的专业划分。他倾向于学科融合，这一意见表明了学科现状：“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密不可分，而“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不相往来。这其实难怪，“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其学科差异不只是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不同。

　　所以，语言学家关注并解读时下文学作品的语言尤为难得。《〈繁花〉语言札记》以《繁花》为语言样本，大量列举容易被忽略的语言事实，从多个角度用新鲜的话语揭示了汉语的本质特征。

　　沈家煊的灼见不仅是语言研究的成果，相信对文学创作、翻译、评论以及一般文字工作也都有参考借鉴价值。全书篇幅短小，举例精当，说理透彻，非常适合非语言专业的一般读者阅读。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17年11月06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