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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78年春应聘，从国家机关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工作。40多年来，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在吕叔湘、丁声树、李荣等一代语言学名家的指导和影响下，我和同事们，为国家语言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至今仍惜寸阴，发挥着余热。这段峥嵘的岁月，让我难以忘怀，并一直激励着我前行。在庆祝建所70周年之际，应所之邀，撰成小文，与大家分享。

一 创办名刊

　　《中国语文》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平台，是“文革”结束后中央直接批准首批复刊的学术刊物。吕叔湘先生是复刊后《中国语文》的首任主编，陈章太、侯精一二位先生是吕先生的助手。为了提高大家审稿的水平，吕叔湘先生在编辑部的例会上，专门讲了如何审理稿件尤其是长篇论文的审理问题。为了全面提高来稿的质量，《中国语文》编辑部于1978年春在苏州召开了“批判‘两个估计’、商讨语言学科发展规划座谈会”。吕先生主持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院长胡乔木做了书面发言，号召广大专家学者解放思想，迎接语言学的春天。是时，我在会议秘书组编写简报，有时还陪吕先生出去调研考察。“文革”期间，大、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受到严重的破坏，教学效率少、慢、差、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吕先生在《人民日报》（1978年3月16日）发表了题为《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文章，在学界和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拉开了全国语文教学改革的序幕。为了把教改推向深入，《中国语文》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78年9月5日至6日联合召开了“北京地区中学语文教学座谈会”。吕叔湘先生主持会议，叶圣陶、张志公、朱德熙等著名语文学家在大会上发言，我负责这次的会务工作。会后，汇编了《语文教学问题》一书，发行30多万册。由于《中国语文》刊发了一些讨论语文教学改革的文章，影响颇大，发行量不断攀升，曾一度达到60多万本，创造了学术刊物的发行奇迹。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语言文字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中国语文》先后举办了“全国编辑讲习班”和“全国现代汉语讲习班”，参加者三四百人，吕叔湘、陈原、张志公、朱德熙、刘绍棠、林斤澜等著名的专家、教授、作家、编辑家登堂授课，受到热烈的欢迎。我和施关淦先生负责教务工作。参加讲习班的同志，有许多后来成为了学科的骨干和《中国语文》得力的作者。由于吕先生和《中国语文》编辑部同志的努力，《中国语文》的质量不断提高，被评为了核心刊物和国家双效期刊，享誉国内外。

二 学海竞舟

　《中国语文》是国家的一个大型学术刊物，要把它打造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期刊，编辑不仅要有较高的编校水平，还要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为了提高《中国语文》编辑的科研水平，吕叔湘先生把《中国语文》的编辑分成两班，一班编杂志，一班学习、搞科研，轮流工作，还不时把自己出版的书作分送给大家。在吕先生的关心和激励下，编辑部的许多同志，结合自己的工作或专业，努力进行云顶集团，积极组织、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科研之风越来越盛，出现了学海竞舟的新气象。据初步统计，从1978年至2011年，《中国语文》的同仁发表的文章不下300篇，出版的书作不下50部。我也积极参与其中，至2002年退休前，发表了论文、文章40余篇，出版了《永春方言志》《泉州市方言志》《建瓯话音档》《福建人学习普通话指南》《文章病例评改集全》《中小学常用字三用字典》《学生古汉语词典》《新世纪汉语多用词典》等八部书作，同时还主编了《中国语言学年鉴》（1995—1998）。

三 老有所为

　　吕叔湘先生退休后，还一直关心着《中国语文》的工作，发稿前，我们都把稿件送给吕先生审阅。吕先生还笔耕不辍，发表了许多文章，九十大寿时，还送给大家一本新书《丹阳方言》。吕先生这种老有所为的敬业精神，无形中在影响着大家。许多编辑退休以后，都在发挥余热，继续为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添砖加瓦。我退休后，也以吕先生为师，走学术养生之路，并写了一首题为《暮年人生》的小诗鼓励自己:

　　身处盛世梦想多，岁月倥偬令人愁！

　　转眼已是暮年至，事业未竟奈若何？

　　老骥千里为师范，人生道路谱新歌！

　　退休十八年，我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发表了文章20余篇，出版了学术著作《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450万字，国家重点图书）、《现代汉语使用手册》（250万字，国家重点图书），普及本《成语故事》。同时，还担任了《中国语言学年鉴》（1999—2003）执行主编、《中国学术年鉴》（2004、2005）常务副主编；担任了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汉字文化》总编等职。此外，还在各高等院校举办学术讲座十多次，主持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等论文答辩200 多人。

　　生命有限，事业无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党和国家无限的、伟大的事业中去，我们的岁月就会变得更加峥嵘，更加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