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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文》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用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室1986年10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西山联合主办了第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与会同志约40名，主要是中年同志。另有30多位青年同志列席旁听。
　　会议14日上午开始。主持人龚千炎说：我们很高兴，吕叔湘、朱德熙、陈章太、刘坚出席了今天的会议。新老朋友又欢聚一堂，共同探讨语法问题。
　　吕先生在会上讲了话，主要是推荐一篇《光明日报》上报道杨振宁教授谈要研究活的物理学的文章。吕先生读了报道的全文，并特别强调了以下几段话：“杨振宁教授说，这次讲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选题和讲解，让同学们了解搞物理应该追求新的东西、活的东西、与现实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由于受传统的影响，亚洲的学生，特别是中国的学生，喜欢搞复杂的推演性的东西，这对自己、对科学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为它违反了物理学发展的规律，物理本身是现象，不是推演。”“那么，青年人应该怎样做呢？”“费米在一次午餐会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一个青年人应该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偶尔做一些难的问题，而不应专一处理深奥的根本问题。’”朱先生在讲话中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他不久前曾在武汉首届青年语法学术讨论会上谈过，今天是进一步谈谈看法。朱先生认为，赵元任先生说的方言之间最大的一致性在语法，语音的差别很大，文言和白话的差别在语法上不大，这些话是从宏观上讲的，他不反对。他说，如果观察得稍微细一点，福州话和北京话在语法上的差别就很大。如果不注意方言之间语法的差别，研究工作就深入不下去。他指出，一些青年和有的同志的文章，所用例句，鲁迅、老舍、叶圣陶、曹禺等作家的都有，把它们熔为一炉。其实，这些作家作品的语言很不一样。什么是典范的白话文？这些作品的语言，口语和书面语的成分，文言和外国语的成分，多少的程度很不一样。我们不是不要研究书面语言，比如，对鲁迅的语言，我们要研究，但要分层次、有区别地研究。“研究语法，要研究一种活的方言，一定要注意书面语的多层次性。科学是事实，事实都不研究，研究什么！”陈章太在讲话中说：“学术活动，没有深入的研究就开展不好，没有争鸣也不行。几年的事实证明，语法讨论会的活动，是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精神的，认真开展学术活动的，是很有意义并卓有成效的。”刘坚在讲话中说，一门科学“只有不断进行讨论，反复辩难，才能不断揭示这门科学的内在规律，这门科学才能不断前进。”“近年来的语法研究，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的发掘，比较注重从意义和形式的结合上进行分析描写。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大，重视了口语语法现象的描写、对语法歧义现象的研讨，等等。在方法上，一些新的概念开始引入语法研究，不仅层次分析在语法研究中被广泛应用，转换分析、语义分析也开始用到语法研究中来了。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发展，必将有利于更深入地揭示汉语语法规律。”
　　这次会议，事先确定了一个中心议题，即围绕着语义，集中探讨语法研究中意义和形式如何结合的问题。大部分论文紧密联系着中心议题。
　　会议大体上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段主要宣读和讨论论文。由于有了个中心，讨论时发言比较集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交流研究所得，讨论十分热烈。其中一些论文引起了饶有兴趣的争论。例如，吴为章《“X（不）得”及其句型——兼谈动词的“向”》一文，不仅把动词的“向”限制为动词“必有的名词性成分”，而且进而规定为只有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名词性成分才是。史有为即提出质疑：工具格名词处于主宾语位置时怎么办？如，“这个案板切肉”“我包羊肉馅”。范晓问，什么是“必有的名词性成分？”“服务”这个动词必须有对象，但是，一般不能直接出现名词宾语，要用介词“为”，如“为人民服务”。“明天”在主语位置上，是不是“必有的名词性成分”？一些动词在主宾语位置上怎么办？孟琮认为，“向”必须是跟动词最直接发生关系的成分，这样才能避免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向”。汉语动词后边往往只出现一个宾语，“包饺子”，有了“饺子”，再要加“羊肉馅”，就要给挤到前面去了，如“用羊肉馅包饺子”。吴为章补充说：“我文章里已经有了一个同现的限制。”
　　会议后一段安排了部分同志结合自己的论文着重谈谈个人在处理意义和形式结合上的一些感受。邢福义说，语法研究是要揭示规律，可以从形式入手，也可以从意义入手；可以从宏观着手，也可以从微观着手。四者可以交叉。最好少数人做宏观的研究，多数人做微观的研究，微观研究是基础。举个例子说。介词和类介词，是可以识别的，也还可以再细分析。比如，介词“用”，一般说表工具。那末，“用”字的后面是否全都是工具呢？我们可以说“用排骨煨汤”，当然也可以说“用砂锅煨汤”，还可以说“用微火煨汤”“用煤气煨汤”“用一个上午煨汤”，等等。在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上，有几点要强调一下：1.形式和意义都是分层次的。要多线索、多方面地探索才能深刻地揭示规律。2.在研究具体问题上，究竟要研究哪些方面，取决于研究目的，不能千篇一律，不能死死定住形式只有三条，意义只有三条，然后照这个规定去研究。3.一个特定格式，除了意义和形式之外，还要注意语用的价值。接着他举例简要地解释了以上见解。徐思益在谈了什么是语法意义、逻辑意义、语用意义之后强调，语法形式在汉语里概括得不够，要着重研究句法结构的范畴（语法形式）。他认为“形式和意义结合”这种提法不好，因为谈结合，意味着是分离的两个东西，但实际上应该是表里两个方面。研究工作似乎应从形式出发，通过形式去分析意义、解释意义。要注意几个平面，句法、语义、语用之外，还要考虑信息传递。从某种角度说，废话还是有用的。王希杰则认为，说只能从形式入手，似乎否定了从意义入手。朱德熙先生多次指出了发现不同意义而找形式标志的办法，这是正确的。有共同的形式就可能有共同的意义，但不一定就有共同的意义。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可以独立研究。不能说单独研究就是形式主义或意义主义。研究的目的不同，方法方式不同，路子不止一条，应鼓励大家勇敢地探索新路子。孟琮在谈了个人对语法意义和逻辑意义的看法后说，我们几次语法讨论会有很大进步，这就是大家都在注意语法意义外衣下的复杂的语义关系，这些语义关系的研究，反过来会对我们云顶集团：语法意义的认识有所促进。
　　好几位旁听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也踊跃地在会上谈了个人的见解和体会。
　　18日上午讨论会快结束时，大家请吕先生讲话。吕先生说，“这次会上有人跟我说，年青人参加这样的会，机会少。我看从密云会议至今，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再大就成了几何级数增长了，麻烦就多了。北京地区研究生不少，是否可以自己组织一个会，每年搞些活动，把中年人抓一两个去交流交流。还是自己创造些活动的机会好。”

　　最后，施关淦在会议结束时说，这次会议是有中心地组织论文、展开讨论，为我们今后召开会议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新的形式。这次会议共提交论文41篇（题目见附录），拟于会后选编成《语法研究和探索（四）》，作为“中国语文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刊于《中国语文》1987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