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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精一先生长期担任《中国语文》主编,一直做了二十年。《中国语文》1978年复刊后的首任主编是吕叔湘先生,在那之前,《中国语文》的主编先后由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先生担任过,他们都是同辈学者。1985年9月,侯精一先生接棒,担任了复刊后的第二任主编。侯先生主持《中国语文》那二十年,是中国语言学界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学术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二十年。在那以前,学术期刊上文章面貌跟六十年代停刊以前比,相差不大,尤其是研究方法上有新意的不多。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语文》不断推出方法创新色彩浓厚的一批新作,像徐通锵先生的历史语言学代表作品《宁波方言的“鸭”[ε]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从残存现象看语言的发展》(1985)、《变异中的时间和语言矶究》(1989)、《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1990)连续推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范开泰《语用分析说略》(1985)和赵世开《语言结构中的虚范畴》(1986)两篇文章,现在看来属于初步知识性文章,但在那时却如同及时雨,让国内读者简单明了地了解了相对陌生的新概念,可以说拉开了汉语学界功能语法和形式句法研究的序幕。那以后,陈平《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1987),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指同的表达》(1986)、《篇章中的管界问题》(1987)等标志着汉语话语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成形。黄正德《汉语正反问句的模组语法》(1988)和李行德、徐烈炯、魏元良《上海话 ze的语义及逻辑特点》(1989)带着浓重的形式句法特色,给出了跟传统不同的新方案。尤其是沈家煊《“差不多”和“差点儿”》(1987)、《“判断语词”的语义强度》(1989)、《不加说明的话题--从“对答”看“话题-说明”》(1989)、《“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多义句》(1991)已经充分显示了汉语句法语义研究中语用原则的理论解释力。

　　上面所述这些刊载出来的文章,并不都是自然来稿,很多是侯先生主动拉来的。他对学术新人、新思想,眼光非常敏锐,行动也快,不管是学术会议上见到的好文章,还是耳闻哪位学者正在进行的研究。他都抢先下手约到《中国语文》来,经评审程序后推出发表。《中国语文》的这种风格,不仅培养了一批作者队伍,更成为学术创新的推动力量。像年轻作者刘勋宁的《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1988)、郭继懋的《领主属宾句》(1990)等,都成为至今还经常被学界高频引用并且成为公认研究基础的重要文章。

　　那些年朱德熙先生每有新作,大多发表在《中国语文》上,我知道基本都是侯先生拉来的,我本人就曾奉侯先生之命到中关村朱先生家里取过稿子。朱先生学术思想活跃,他的精彩论文,也造就了《中国语文》务实求新的学术品格。1992年7月,朱德熙先生不幸离世,侯先生嘱我以编辑部名义起草讣告。我在参考了官方资料内容之后,特意写了这样几句:“朱德熙先生是本刊的积极支持者,多年来经常为这本刊物撰稿,参加编辑部组织的学术活动。作为一位知名的学者,他以极富见地的论文丰富了刊物的内容;作为一位热心的作者,他以谦诚的态度尊重编辑的劳动。可以说,朱先生和《中国语文》共同走过了这四十年的道路。”侯先生看过以后,非常感慨,重复念了好几遍。后来,他到北大参加朱先生追思会,特地强调了这几句话,并做了阐发,表明了他对朱先生这样有影响力学术大家的深深的感情。

　　1994年的《中国语文》上,刊登了侯先生和徐枢先生合写的文章《吕叔湘先生与〈中国语文〉》,文章从“务实与创新相结合的办刊宗旨”、“培养作者队伍”和“编辑部自身建设”三方面回顾了吕先生为《中国语文》倾注心血的种种事迹。侯先生从吕先生手里接过《中国语文》,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像吕先生那样。办好这个名刊,管好这个编辑部。

　　在谈及务实与创新相结合的办刊宗旨时,文章中讲了一个故事:“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收到了一篇分析孟子语言的文章,当时编辑部已准备刊用。当我们去吕先生处谈工作时,他问我们,这个问题查过国外学者杜百胜(W. A. C. H. Dobson)的书没有,我们说还没有。他要我们暂缓发稿,先查一下。我们设法借到了杜百胜六十年代出版的书,发现文章的基本观点与用例都与该书大致相同,于是把这篇文章撤了下来。”这件事,从我到了编辑部,就反复听他在大会小会上讲,他不因故事里涉及自己而遮掩,反倒拿着这个事例给大家敲警钟,警醒的效果非常强。那以后,我们都强化了查阅文献的意识,动不动就往图书馆跑。如果说吕先生是《中国语文》严谨务实工作作风的倡导者和开创者,那侯先生和他的同伴徐枢、饶长溶先生,则是这份宝贵传统的培育者和传承者。

　　从1996年到2009年,侯先生连续三届被推选为中国语言学会的会长。中国语言学会是 1980年在吕叔湘先生直接关怀下,由陈章太先生具体操持创办的,是中国语言学界最大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侯先生很早就参与学会的学术工作,直到担任了学会的秘书长和会长。那些年,侯先生为学会的健康发展动了不少心思,比如他积极邀请一些年轻的学术新人入会,以增加学会的活力。同时,为学会会刊《中国语言学报》的编辑出版多方奔走,正是经过了他的不懈努力,后来这本刊物才以稳定的形态正常出版发行。

　　世纪之交,学界在回顾和展望方面做了大大小小许多工作,侯先生想利用学会的力量,组织编写一部比较全面的学人传记。他和学会秘书长赵金铭先生一起牵头,在原《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的基础上,做了大规模的扩展、增补,书名定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收录 318 位学者的传略,分四卷出版。编者后记里说:“这本《传略》可以说是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科发展的缩影。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每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在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中国语言学学术进步的历史轨迹。”这部《传略》成为侯先生为中国语言学会留下的一份纪念。一转眼此书出版将近二十年了,当时收入书中的几位相对年轻的学者竟也在 2023 这个特殊的年份离开了我们。在为贺巍先生、侯精一先生起草讣告时,我们还是主要参照了这部《传略》,不胜唏嘘。

　　（本文刊于《语言科学》2023年第6期,图为本网站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