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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家煊先生，祖籍浙江吴兴，1946年3月生于上海市。1964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英语播音专业，1968年毕业后从事电信专业技术翻译及同声传译工作。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师从赵世开先生，获硕士学位。1982年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至今。曾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荷兰莱顿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进修语言学。1993年评为研究员，同年起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8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1995年至2015年任《国外语言学》（1998年更名为《当代语言学》）杂志主编。1999年至2009年担任语言研究所所长。1999年至201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2005年至2015年任《中国语文》主编。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现为文哲学部）委员。2006年至2007年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会长，2010年起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主要社会兼职有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执行理事，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中国语言学报》）副主编，Discourse Studies（《话语研究》）咨询编委，法国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东亚语言学报》）编委，《中国社会科学》编委，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评审专家，浙江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

　　从事语言学研究三十多年来，沈家煊先生共出版专著和译著十余种，发表研究论文和其他文章百余篇，主要研究领域是汉语语法和语言理论，包括 英汉比较语法、普通语言学理论、句法语义学、汉语语法的功能、语用和认知研究，以及心理语言学等方面。

　　沈家煊先生语言学研究的最大特色，是理论联系实际——以对语言实际现象的研究为中心，在深入揭示语言事实本质规律过程中观察其理论价值，准确理解并合理运用语用学、类型学、标记论、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语法化等多种理论和方法。沈先生主张，理论应该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中体现出来，而汉语语法研究也不能没有理论指导和理论意识。

　　沈家煊先生的语言学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面对国内学界重描写轻解释、重汉语轻共性的局限，他在大量研读国际语言学前沿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倡导语言共性背景下的汉语研究，提出“个性是共性的具体表现”。他早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对比语言学研究和汉语现象的语用学解释上，代表作是在吕叔湘先生具体指导下的《英汉介词对比》以及《“差不多”和“差点儿”》、《“语用否定”考察》、《正负颠倒和语用等级》等论文。沈先生看到基于共性的语法解释是二十世纪国际上各个学派的共同追求，他更为认同的观点是，语言共性不能只在形式上寻找，而应该在所有语言共同的语言运用规律中寻找——“语言共性何处求？不在语法在语用。”沈先生在上述系列研究中致力于语用学研究和语法研究相结合，研究汉语语用法的语法化，看语言的使用规律如何在语法上体现出来。把莱文森《语用学》和“霍恩等级”等语用学理论合理运用于汉语语法一些传统难题的解释上，论证了在汉语中，修辞和语法的界限、句法和语用的界限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必要分得很清楚。这一观点成为后来“用体包含”说的先声。语用学研究与语法类型学研究的结合，就是以关联标记模式为核心的新的标记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1999年的专著《不对称和标记论》中。与此同时，沈家煊先生对心理语言学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83年就引介过心理语言学的学说，1992年发表的《口误类例》是国内对口误现象作分类研究的奠基作，在多篇语用学论文中也常以联系认知心理为特色。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沈家煊先生的研究中心转向了认知语言学，成果以2006年的论文集《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为代表。沈先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不囿于一家一说，也不满足于在理论自身的说解，而是立足汉语事实，从认知上寻求最恰切的解释。其中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很多不同范畴间的平行现象。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的《“有界”和“无界”》，使用认知上“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对汉语动词、名词、形容词三大实词类之间的平行关系作出概括，发现这种对应关系正是认知方式的特性所致。文章突破了西方语言的形态观，强调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在简单形式和复杂形式上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说，该文发展了认知语言学奠基人兰格克的学说。《复句三域“行、知、言”》指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复句都有这三个域的区分，也是一种平行关系。语法学界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线性联系、组合关系，而沈先生提倡云顶集团关注平行联系、聚合关系。人脑在“生成”语言时的重要机制“隐喻”在汉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糅合”和“截搭”》《“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计量得失”和“计较得失”》和《也谈“他的老师当得好”及相关句式》等系列文章以隐喻机制为基础充分论证了汉语的糅合造句法，指出汉语从造词到造句都是以糅合为主，用概念整合理论解决了以往用“意合法”说不清的问题。

　　沈家煊先生认为，在中国做语法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汉语的问题，证明汉语也适用那些理论和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发现那些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真的不适用，至少不完全适用，而拿汉语的事实来迁就已有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入流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从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比较中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来 丰富和发展一般的语法理论，让国外的同行感到我们也在朝破解人类语言本质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进入新世纪，当对语言共性的重视已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时，沈先生又率先挺进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带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信念关注汉语的个性。由2007年至今，以词类问题为突破口，沈先生全面梳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汉语语法大家的成果，对通行的汉语语法体系加以反思，在此基础上打破陈见，提出汉语词类的“名动包含模式”。新模式的精髓，是范畴间建立在“缺性对立”基础上的“包含”关系，这是对赵元任的“扭曲对应”关系和朱德熙的词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2007年《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开始的三十多篇系列论文，选取本体隐喻、关联标记模式、名动不对称、标记颠倒、否定词、“之”与“的”、形式动词、状语和补语、话题和主语、零句和流水句、韵律和节奏、词类主观性、形式类的分合、先秦汉语常用虚词、唐诗对偶、汉外对比、汉语逻辑、范畴观、虚实象似原理、优雅准则、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实验乃至汉语语法研究的中国哲学基础等多角度对汉语“名动包含模式”做出了丰满而全面的论证。主要观点之一，是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是名词包含动词、动词属于名词，并非像印欧语那样名动二分对立，而不同语言的词类个性，却又在语言的词类共性中有其合适的位置。与此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用体包含”，即汉语的语用法包含语法，而不是像印欧语那样语法和语用二分对立。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结晶，凝聚成为2016年出版的专著《名词和动词》。“名动包含模式”有望为国际语言学界提供一个独特的汉语声音，促进学界向破解人类语言的本质这个共同目标进一步迈进。 2019年的《超越主谓结构》一书在“名动包含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汉语“对言语法”理论框架，指出语言扎根于对话，对言形式象征对话双方的协作共鸣；印欧语语法以主谓结构为主干，汉语语法以对言格式为主干，“以对为本，对而有续”，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更接近于语言的本性和本源。

　　除了汉语研究，沈家煊先生也为国际学界语言学重要理论的引介做了大量的工作。沈先生较早撰文向国内介绍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理论、功能语法、关联论、联结主义理论、语法化理论、主观化理论和类型学理论等方面的前沿理论方法。这些论文不只是转述理论，而是和汉语现象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充分展示了国外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意义，因此被大量转引，启迪了一大批学者的研究。译著方面，有生成语法的代表作《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和《支配和约束论集》，经典教材《语言导论》，语言类型学的里程碑式《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以及作为专业术语规范的《现代语言学词典》。作为丛书主编，沈先生还组织策划了众多有影响力的译作和原版引进系列，如商务印书馆的“国外语言学译丛”、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西方语言学前言书系”等丛书。

　　沈家煊先生治学勤奋刻苦，薄薄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竟翻烂了多本。沈先生学术视野广博，虽致力于认知功能学派，但也关注形式学派的动态，甚至文学、哲学、经济学、物理学，都曾给沈先生带来过语言学研究的灵感。沈先生崇尚严谨简约的研究方法和平实易懂的文风，提倡向吕叔湘、朱德熙等大师学习。沈先生多次谈到要拿起“奥卡姆剃刀”，删繁就简，追求理论的优雅。这和沈先生深厚的艺术修养不无关联。

　　沈家煊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以及《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等权威期刊的主编，在这些重要学术岗位上，他积极引领中国语言学的学术走向，致力于语言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大力弘扬老一辈语言学家务实创新的学术传统，为汉语研究的深化、推动汉语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