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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词汇学和辞书学是彼此独立又紧密关联的两个学科。词汇学研究词汇的组成、词的形式和意义、词汇的规范和教学等问题，辞书学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辞书理论和辞书编纂。词汇学研究成果直接为辞书的微观结构即辞书的词条结构提供实质内容，辞书学对微观结构的研究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词汇学研究的不断完善。

　　现代汉语词汇学发展的70多年里，学者们从词的性质和确定方法入手，围绕着词的意义和结构、词汇规范以及词典编撰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年度在本体和应用两方面涌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本体研究主要涉及词的意义和结构、熟语、外来词以及海外华语词汇研究五个方面，其中词的意义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学界对词义的形成和演变的讨论尤为关注。在应用层面，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词汇研究发展较快，习得研究依然是该领域的重点；词汇规范研究也有较深入的讨论。在研究取向上，研究者们从汉语词汇的特点出发，将词义的形成和演变以及构词特点的分析等与词的用法进行关联，在语义-句法界面的联通上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此外，计算机的使用已经深入到词汇研究的多个方面，如义位划分、汉语教学词汇分级以及异形词规范等，研究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本年度，现代汉语辞书学研究继往开来，成果颇丰。释义研究全面深入，辞书内容和体例的专项研究有所拓展，不少成果借鉴相关理论方法讨论辞书编纂实践，数字化和融媒体辞书研究保持热度，辞书和辞书编纂思想史研究全面铺开并成为研究重点，《辞海》（第七版）的研究引人瞩目。这些成果为推动现代汉语辞书学学科发展、构建和完善辞书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借鉴，也为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树立了新的典范。

二、现代汉语词汇学

　　（一）词的意义研究

　　词的意义研究是现代汉语词汇领域的重点和热点，本年度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向上数量最多，主要体现在词义理论、词义形成与演变、多义词、反义词四个方面。

　　1.词义理论

　　与80年代以探讨词义的定义、性质、类型等相关理论问题为主不同，近年来的词义研究以个案分析为主，对基本理论问题讨论较少。邱庆山的《词义球结构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运用“词义球结构理论”和认知组合性词义观，尝试从理论上对词义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是词义”以及“如何表征词义”进行回答。作者在对对象词、属性词以及属性值词的词义结构进行描写和建模的基础上，指出深度全面理解词义要把握对象、属性、属性值三要素构成的隐性认知结构、隐性语义结构和显性句法结构，并强调词义、句法、认知和信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词义是精密的语法。作者提出的“词义球结构理论” 吸收了新的语法语义学及认知学理论，对词义的分析深入到词义表征、词义生成、词义属性三个层面，在词义的理论研究上做出了贡献。

　　2.词义的形成与演变

　　词义的形成和演变历来是词汇学研究的热点，本年度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相当丰富，但以词义演变理论为主体的成果相对较少。陈忠敏的《语义演变的类型、模式、机制及方向》（《辞书研究》第5期），首先分析词义演变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厘清了几个有关词义演变易混淆的概念，然后就词义演变的类型、模式、演变机制和演变方向与原始语义重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作者强调词义演变与语言中的文化、环境和习俗密切相关，因此不能只从纯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应重视非语言因素的作用。帅志嵩的《从“方式”到“结果”的语义演变及其理论思考——以“送、摔、丢、走、跑”为例》（《中国语文》第6期）虽然是具体研究，但也有理论色彩。作者从义位概念要素演变的角度入手，以动态性为特征的方式义动词“送、摔、丢、走、跑”为例，对其结果义的产生和内部成员的典型性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指出结果义的产生不是一般的语法化，而是语义增殖的过程。该文从语义演变的多义性出发，深入到义位要素层面，在投射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外，为处理非宾格动词提供了新的视角。

　　词义演变的个案研究成果数量较多，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具体词的词义形成和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运用多种理论对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进行解释。

　　一是从语法化、词汇化视角探讨词义的形成和演变。语法化方面，一些研究对汉语实词虚化的过程做了较为充分的描写。代宗艳、宗守云的《当代汉语“实力”的语法化》（《辞书研究》第4期）一文敏锐地捕捉到了在网络普及化的情况下，语言突破语法限制正在急速发展的典型代表，对“实力”一词在现代汉语发展的最新阶段由实到虚的语法化过程进行了描写。艾朝阳、陈荣素的《论汉语“（大）约”的客体化与边界化》（《外国语》第1期）利用汉语历时和共时语料对“（大）约”进行考察，揭示出“（大）约”经历的由动词到介词的语法化过程，指出其形式上边界化、语义上客体化、结构上次级化和降级化的趋势，以及其句子构建长度的变化。该研究可以更好地解决现有研究将“约”看作副词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为语法化和介词化研究提供了一个简单可行的解释机制。词汇化方面，一些研究考察了汉语中某些从短语到词的词汇化过程。刘红妮的《“就算”的词汇化及其再演变研究》（《汉语学习》第4期）考察了现代汉语连词“就算”的形成，并发现从短语词汇化为连词后，该词又发生了构式化和再词汇化。雷冬平的《“不外（乎）”的演化及其功能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分析了“不外（乎）”从短语到动词的词汇化过程，从动词到限定副词的语法化过程，以及从限定副词到语气副词的再语法化过程，并对其词汇化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进行了解释。同类研究还有周莉的《词汇化“别想”的评价用法及其来源》（《语文研究》第4期）等。

　　二是从认识语言学视角探讨词义的形成和演变。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为哲学基础，强调人类从自己的身体经验、身体构造和认知方式出发认知世界。人们对词义的理解与人自身的经验和认知密切相关，因此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在词义演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应学凤的《松紧象似原则与动宾饰名复合词》（《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利用认知上的松紧相似性原则，基于语料库的考察，将汉语中动宾饰名复合词的形成概括为从短语紧缩为短语词、句法词、词法词的不同阶段，并指出其中句法词“Ｖ双 Ｏ双 Ｎ”是短语到词的过渡形式，这个过渡过程中有结构松紧或节律松紧两种松紧相似手段，可能形成不同的两种词法词。作者根据结构松紧和节律松紧的单用或叠用，将动宾饰名复合词分成8种，并指出这些词因松紧不同而语义有别，适用于不同的语用场合，为所有类型的动宾饰名复合词的生成提供了统一的解释。刘曼的《阳历记日词“日、号”演变研究》（《辞书研究》第2期）从认知语言学的变异理论视角，考察了阳历用于记日的“日、号”的来源以及两词从并用于书面语到现代汉语中语体对立、形成分工的过程，并利用相似原则、经济原则以及民族主义心理对词义演变的动因进行了解释。杨海明、王艺文的《汉语感知动词“看透”的隐喻类型》（《汉语学报》第2期）利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分析了感知动词“看透”凭借隐喻、间接隐喻、直接隐喻三类程度不同的隐喻，并考察了“看X”家族不同程度的隐喻等级与使用频率的关系。作者强调隐喻的基础是经验，而经验的大众认可度决定了隐喻的类型。同类研究还有Han Xiao、 Zhan Fangqiong的A Study on the Semantic Change of the Chinese Negative Adverb Bushen（不甚）（L. Meichun, K. Chunyu & S. Qi. eds.,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Vol. 12278. Springer: 100-107），Li Qi的Semantic Classification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of Chinese Body-Part Compounds with Semantic Exocentricity （L. Meichun, K. Chunyu & S. Qi. eds.,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Vol. 12278. Springer: 859-870），贺天琪等的《动素名词的概念转指及语义演变路径》（《当代修辞学》第2期），廖光蓉、刘嵩的《“裸X”中“裸”意义重构的体认语言学探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袁昱菡、匡鹏飞的《“宅”字新义的形成与演变》（《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等。

　　三是从语用学视角，运用会话含义理论、历史语用学的应邀或受邀推理等相关理论探讨词义演变问题。许红菊的《“动静”“好歹”非偏义复词说——兼论反义复词的中性词语义偏移现象》（《语言研究》第1期）运用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对通常认为的偏义复词“动静”与“好歹”的词义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两词均通过概括其正反两极的意义而发生词汇化，分别形成了多种整体概括性意义。作者厘清了词语独立于语境时的指称和在特定语境中的临时所指两类不同的指称，认为两词与通常所说的“偏义复词”在定义和性质上完全不同，为词义演变研究和偏义复词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龙德银的《“老师”称谓泛化机制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历史语用学的语义演变应邀推理理论，对“老师”称谓泛化的机制和动因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一泛化的过程涉及语用推理和推导义的固化。该文的创新之处是将语用学的应邀推理理论引入词义演变研究，关注交际双方的互动对词义演变的影响。同类研究还有殷思源的《反预期标记“硬”“硬是”语法化的共时推演和对比探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李丹弟、杨洋的《历史语用学视角下汉语词汇语义演变研究——以“土豪”→“壕”为例》（《外语学刊》第6期）。

　　3.多义词

　　多义词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指的是一词多义，即一个词的几个意义之间有联系。本年度的多义词研究集中在义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义位的归并上。

　　在义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刘丹青的《语言单位的义项非独立观》（《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分析了义项之间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提出“义项非独立观”，即义项即使在具体语境中也并不一定是独立的。该文从多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基本义/中心义对派生义的影响和制约，对形义关系研究以及语言单位产出、理解的心理机制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在多义词义位的归并方面，一些研究通过建立新的模型或引入新的方法，将义位的分析和归并量化，构建义位形成的语义网络。朱彦的《基于多层级原型结构的义位分析——方向和限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将单个多义词构成的多义范畴看作一个多层级原型结构，提出一个包括两个制约、三个前提条件的“义系－显著性制约”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义位变体显著度的确定。作者以汉语动词“收”等为例，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语料库，综合熟知性、高频性、中心性三个维度上的等级，确定义位变体显著度等级，并据此在义系范围内进行颗粒度不等的义位归并。通过探究义位归并的上限，论证了义位归并受限的相对性。同类研究还有吴淑琼等的《心理动词“想”的多义性：基于语料库的行为特征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第5期）。两篇文章都从量化角度讨论义位归并问题，为义位归并提供了基于语料的操作方法，可以应用于辞书编写和汉语教学，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4.近义词

　　本年度的近义词研究延续以往的研究思路，基于语料库的考察和分析，运用不同方法，探讨近义词的共性和差异，并尝试从不同视角对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的近义词研究以近义副词的比较为主，研究者们在关注句法功能的同时，十分重视词义的分析和比较，有的还尝试将词的意义和词的用法进行关联。根据研究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侧重基于语料的描写和比较。研究者往往从共时层面的语料出发，多角度描写和比较词义和用法的异同，对于异同产生的原因关注较少。张谊生的《现代汉语摹状副词“可劲”与“死劲”的异同——兼论习语化“可劲儿造”的特征与功用》（《汉语学报》第1期）利用现代汉语语料，对“可劲”与“死劲”进行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作者将两词的差异概括为表义的侧重与特色、语义重心和倾向以及演化趋势和特点三个方面，并基于此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X劲”词性标注问题提出建议。吴淑琼的《基于语料库的“确认”类同义副词的行为特征研究——以“的确、确实、实在、着实”为例》（《外语教学》第5期）以现代汉语“确认”类副词为例，对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筛选出的4000条语料进行变量标注，然后运用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对该类副词的语义相似性大小及用法异同进行了探讨。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统计方法引入到近义词的研究中，并以实例对其操作过程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可借鉴性较强。

　　二是侧重分析产生异同的原因。殷思源、袁毓林的《“偏”和“偏偏”的语义分工探究》（《汉语学习》第3期）考察了“偏”和“偏偏”高频共现项的类型及语义特征，并从汉语双音化的历史发展事实角度，对这一语义分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二者的语义分工对句法功能产生的影响。同类研究还有江雨馨的《从时空特征看“往往”与“常常”异同的历史与认知成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6期 ] 、Xu Zhao的The Lexical Semantics and Grammatical Distinctions of Sui-X: Taking the Example of Suidi and Suichu（L.Mei chun, K. Chunyu & S. Qi.eds.,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Vol. 12278. Springer: 223-234）、王浩的《义近双音动词的语义认知与释义效度——以“遏制”“扼制”为例》（《辞书研究》第1期）等。

　　（二）词的结构形式研究

　　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很多词都是通过语素复合而成，因此词的结构研究主要是复合词的结构分析。构词问题依然是本年度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围绕构词法、构词特点以及语素的构词能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注意到构词与句法功能的关系，探究词的微观构成对其用法的影响。

　　1.构词法

　　汉语构词法研究曾就理论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学者们围绕语素与词的关系、构词法和造词法的区别、词的内部结构描写以及语素的构词能力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来的构词法研究依然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之一，总体来看宏观的理论问题研究较少，针对某一类词构词方法的研究较多。

　　本年度对构词宏观理论的探讨成果不多。杨炎华的《句法何以构词》（《当代语言学》第2期）重新审视了“句法能否构词”问题，以分布式形态学理论“词不是在词库中一次性生成”的思想，从理论和跨语言的事实出发，重新论证了句法构词的可行性，指出作为初始运算项的词根与功能语素一样，也具有句法特征，不过词根带有的是惰性或缺略的句法特征。作者对“句法构词”的探讨紧扣汉语特点，关注词根的特性，拓展了汉语构词法的研究思路。

　　针对某一类词构词法的研究视野较为开阔，不仅引入了新的理论分析构词方式，建立分析模型，还关注到了其他语言对汉语构词法的影响。崔希亮的《汉语庄雅语体的转喻构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对汉语庄雅语体的常用构词手段之一“转喻构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细分析了敬称、美称和婉曲、雅称以及谦称的转喻构词情况以及喻体的类型，并对转喻构词形成的原因及认知理据进行了阐释。该文研究视角新颖，从语体视角探讨了汉语构词问题。Ning Yaoyao的An Analysis of the Word Formation Process for Negative Quasi-prefixes fei and wu in Modern Chinese（L. Meichun, K. Chunyu & S. Qi (eds.).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Vol. 12278. Springer: 41-52）利用大规模语料库，通过句法、语义和韵律结构考察，为分析以“非”和“无”为准前缀的词汇单位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对改进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有较大启发。朱京伟的《日语2+2型四字词对汉语构词法的影响——以19-20世纪之交的清末5报为例》（《外语学习与研究》第2期）分析了19-20世纪之交日语四字词给汉语构词法带来的影响。

　　2.构词特点

　　本年度针对构词特点的几项研究，或采用类型学的视角揭示汉语中相关的构词特点，或充分利用量化分析的手段，考察汉语的词长变化和词长搭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董秀芳、尹会霞的《从类型学视角看汉语中并列式复合词的特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探讨了汉语中十分发达的并列式复合词，分析了其构成成分的词类属性、语义关系、整体词的词性及句法功能，指出该类复合词发达的原因与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趋势以及历时发展中有些词汇语义参项的消失有关。侯瑞芬的《略论汉语三音词到双音词的转换》（《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对新产生的三音词转化为双音词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发现三音词转化为双音词的过程中有“去尾”的倾向，但需要满足语义明确性和区别性的要求，语义因素在转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新产生的三音词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文通过统计发现三音词是汉语新词的主要类型，但作者强调由于三音词的这一转化现象，双音词仍然在汉语中占据优势。同类研究还有秦祖宣、端木三的《汉语动名定中复合词的词长搭配：一项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等。

　　3.语素构词能力

　　语素的构词能力研究是构词研究的重要方面，本年度有两篇文章就语素构词能力的变化以及近义语素构词的不对称性进行了探讨，尽管研究重点不同，但都重视语言事实，从定量角度探讨语素的构词能力。

　　陈练军的《汉语复合构词的能产性变化——以[X+衣]N构词式为例》（《当代语言学》第2期）以构式词法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利用自建的历时语料库，对汉语不同时期[X+衣]N构词式的构词能产性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该文采取多种能产性的计量方法，通过计算不同时期样本语料中例频率、类频率、单频词数、P值的变化，比较实际成词数和潜在构词力的变化，以此探讨汉语复合构词的能产性变化，关注词法能产性的可预测性和构词过程中的语义因素，研究方法科学严谨，研究视角新颖独特，将汉语语素构词能力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王新、崔希亮的《“房”和“屋”组词不对称研究》（《语文研究》第3期）分析了“房”和“屋”在组词方面的不对称现象，探讨了不对称的原因。该文对近义语素的构词能力分析细致，注重汉语研究传统，并结合语料库的使用频次统计将构词能力进行量化，为构词能力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4.词法与句法的关系

　　从构词层面探讨词的句法功能是汉语词汇研究另一个重要取向。学者们从汉语复合词内部结构出发对词的句法功能进行解释，试图沟通词的内部要素与词用法之间的关系。

　　蔡军的《汉语动结复合词的内部结构与句法推导》（《现代外语》第3期）对汉语“打破”类动结复合词的内部构造及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详细讨论了其句法特点与复合词构词之间的关系，对汉语相关语言事实的句法语义表现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进一步论证了汉语的某些特性与普遍语法之间的兼容性。孟凯的《复合动词的结构类型与无标记转类》（《汉语学报》第2期）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中542个无标记转类的复合动词的分析发现，复合动词的结构类型与无标记转类存在一定的关联倾向，即动宾式转指占绝对优势，且受事转指最多，并对上述关联的影响因素做出多角度分析。此外，该文还深入到指称功能的转变层面，探讨了陈述与指称底层逻辑中“量”的增减关系对动名互转难度的制约。同类研究还有陈禹、刘林旭的《现代汉语主谓名素复现及其统计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安丰存、赵磊的《汉语“自己”的句法分布、分布式构词及照应机制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陈稀、王红旗的《论“疫情”的新义》（《汉语学习》第5期），王冬芝的《“霸”的新义产生机制及发展特征》（《语言与翻译》第3期）等。

　　未完待续

本篇作者：储泽祥、张定、解竹

原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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