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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音学研究自刘复先生旅欧学习实验语音学算起，迄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语音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进一步深度融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跨学科研究不断深入。传统语音学与言语工程、心理学、病理学、脑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结合，在言语产出与感知、发音生理、言语习得、言语病理、言语加工的认知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进展，这些研究成果对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言语病理研究和康复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华人学者的语音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语音特征、语音获得和言语病理研究等方面。在语音特征研究方面，韵律与篇章语境、韵律与情感、重音与焦点等研究得到持续关注，特别是在声调和语调韵律特征等研究领域，华人学者已处于国际前沿水平。学界还密切关注发音生理特征、语音声学特征、语音感知与加工，以及语音演化和历史音变等理论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致力于记录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语音多样性，针对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语音学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这一方面的研究将在“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的语音研究”小节专门介绍）。在言语认知加工机制的研究方面，声学输入与神经活动的关联，以及不同语音特征的加工机制等问题受到学界关注。在语言获得方面，母语获得关注儿向语语音特征、母语语音感知的发展、语音获得建模以及言语障碍儿童的语音发展等问题；第二语言习得方面关注二语语音的感知与产出特征，以及不同发音训练方式对二语语音习得的影响。在言语病理方面，大量研究关注自闭症、帕金森、听力障碍（人工耳蜗植入）和失乐症人群的言语感知和产出特征、脑神经机制以及语音康复训练等问题。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语音学者也关注口罩佩戴对言语产出与感知的影响。此外，语音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和工具不断优化升级，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广义加性模型和贝叶斯分析等方法日益受到重视。
2021年中国语音学研究走在国际前沿。国内外华人学者在Journal of Phonetics、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JAS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Lingua、Brain and Language以及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等国际知名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在《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方言》《中国语音学报》《民族语文》《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语言学论丛》《语言科学》《实验语言学》等重要中文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七十余篇。其中，《中国语音学报》作为中国语音学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收录语音学各个方向的研究论文32篇，发挥出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
下面重点介绍2021年度华人学者在国内外期刊、辑刊和重要会议上发表的跟语音研究相关的一些成果，以及国外学者发表的与中国境内语言语音相关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将涉及部分国外学者有关语音研究的重要发现。
一、语音学本体研究
（一）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的语音研究
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语音学研究成果丰硕，涉及声韵调的产出与感知、声调的音变和演化、以及方言数据分析新方法，调查的方言和民族语言包括广州话、白语、彝语、藏语、延边朝鲜语、蒙古语、傣语等。胡方的论文《方言语音研究的实验语音学方法》（《东方语言学》第22辑）主张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改变传统语言学抽象的语言观，并提出实验语音学研究要遵循实验科学的一般方法。该文还探讨了实验语音学研究设计中的一般原则与相关实际问题，常用的分析技术手段和研究设备，以及如何在传统方言学描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开展实验语音学研究。
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声调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在声调的感知与产出方面，研究涉及调型分析、声学描述和感知实验。相关发表如：姜鲜女、郑鲜日的《延边朝鲜语韵律短语的基本调型和范域切分研究》（《民族语文》第2期），章婷、朱晓农的《听感范畴与调型范畴的互证——江苏兴化方言三种R调的感知实验研究》（《语文研究》第1期），李永宏、张晶的《藏语日喀则方言单字调的实验研究》（《语言学论丛》第64辑），刘文、吴南开、孙顺的《闽北赤岩话长短调的声学和感知研究》（《语言学论丛》第64辑），董文琪、刘文的《山东桓台方言入声调今读变异的声学与感知研究》（《中国语音学报》第15辑），余俊毅、曾玲、刘新中的《末点音高对广州话低调域调类感知边界的影响》（《中国语音学报》第15辑），刘新中的《汉语方言单字调现有入声调的调型》（《南方语言学》第18辑），李晶晶、刘娟的《济南方言轻声两字组前字变调的实验研究》（《实验语言学》第10卷第2号），刘康迪、陈一帆、梁磊的《通城方言入声的性别变异》（《实验语言学》第10卷第2号），以及张小砚、李爱军、李智强的 “Complex patterns of tonal realization in Taifeng Chinese”（泰丰方言声调实现的复杂模式）（Proceedings of ISCSLP2021）。
与声调密切相关的发声态研究同样受到关注。Tian Jia（田葭）和Kuang Jianjing（邝剑菁）的“The phonetic properties of the non-modal phonation in Shanghainese”（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第51卷第2期），探讨了上海话非常态嗓音的语音特性。Xu Wenwei（许文巍）和Mok Pik Ki Peggy（莫碧琪）在Proceedings of ISCSLP2021发表的论文“The acoustic correlates and time span of the non-modal phonation in Kunshan Wu Chinese”探讨了昆山吴语发声态的声学参数和时域特征。
除了对声调共时特征的记录，也有不少研究聚焦声调演化，如万美豪、李煊、汪锋的《发声参数与白语声调的对立及演变》（《语言学论丛》第64辑），李宏娜、曹梦雪的《由感知维度看西胪方言阴去调与阳去调的演变》（《中国语音学报》第15辑）以及王延慧、傅林的《基于听辨实验的武安话阴平与阳平合流研究》（《中国语音学报》第15辑）。
对音段的感知与产出特征研究，元音或者韵母方面有哈斯其木格的《蒙古语连续语流中的元音音长变化规律分析》（《语言科学》第20期）和《蒙古语和谐元音分组的语音学基础》（《民族语文》第2期），王璐、孔江平的《德宏傣语单元音和复元音感知范畴研究》（《民族语文》第1期），吴西愉、梁昌维、兰正群的《彝语北部方言松紧元音的感知研究》（《语言学论丛》第64辑），芦珺的《藏缅语元音系统的类型学考察》（《南开语言学刊》第37卷第1期），董一博的《河南新乡方言中的Z变音》（《南方语言学》第18辑），Huhe Harnud（呼和）、Zhou Xuewen（周学文）的“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imilarity of the acoustic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vowels and the language closeness”（元音声学分布模式的相似性与语言亲疏的关系）（International Journal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第5卷第14期）。辅音或者声母方面，有吴艳芬、刘新中的《江西余干方言的清鼻音》（《语言科学》第3期），曾玲、余俊毅、刘新中的《赣语遂川话鼻化韵和鼻音韵的实验分析》（《南方语言学》第18辑），陈晖、张珺的《湘西乡话浊音声母的多角度考察》（《中国语文》第2期），袁碧霞、王非凡的《福建闽清、古田方言的[-k]尾爆破》（《方言》第43期），栗华益的《江西都昌、余干方言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兼论汉语塞音塞擦声母的演变过程和类型》（《方言》第43期），许可、冉启斌的《新化湘方言擦音声学分析》（《汉字汉语研究》第4期）。Li Yinghao（李英浩）、Zhang Jingha（张京花）的“An ultrasound and EPG investigation of coronal fricatives in Yanbian Korean”（延边韩语舌冠擦音的超声成像和电子腭位仪研究）（《中国语音学报》第16辑），以及Chen Ying（陈莹）、Chen Yaping（陈雅平）和Li Yan（李岩）的“Coda nasal perception in Mandarin by Fuqing Min speakers”（福清闽语母语者对普通话鼻韵尾的感知）（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Language Processing 2021）。
另外，也有学者关注了方言中的焦点音高模式，例如何枫清、王茂林的《翁源新江客家话语句焦点的音高模式》（《南方语言学》第18辑）以及武波的《长沙话双音节词的轻重韵律模式》（《南开语言学刊》第37卷第1期）。
方言及民族语言语音研究方面的专著有胡方的《语音讲义》（上海教育出版社）、刘文的《语音学田野调查方法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和刘文的《瑶语方言历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语音讲义》以汉语方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详细阐述和分析了汉语各大方言的语音面貌，结合语言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纠正了汉语语音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将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民族语言中的语音现象放在人类语言普遍性、世界语言多样性的背景下去考察，为描写具体语言中的语音现象提供了一个实验语音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语音学田野调查方法与实践》聚焦新寨苗语，通过音位分析与归纳，声学、生理及感知研究的方法与手段，详细阐述了新寨苗语的辅音、元音和声调的声学特性和发音生理运动特征，并探讨了单字调与双字调的区别特征系统以及特殊嗓音发声类型。《瑶语方言历史比较研究》则以八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瑶语方言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库建设和语言自动比较程序平台，进行了语言历史比较的自动化研究。
（二）发音生理特征研究
发音生理方面的实证研究主要通过磁共振、电磁发音仪、超声成像和语音合成等方式研究汉语与英语的发音生理特征。刘新中的《元音分析的框架》（《东方语言学》第22辑）以高本汉–赵元任的汉语元音描写系统为基础，通过磁共振成像技术对汉语方言中的舌尖元音进行分析，对汉语方言中的主要元音进行了观察和归类。Chen Shuwen（陈树雯）和Mok Pik Ki Peggy（莫碧琪）的“Articulatory and acoustic features of Mandarin /?/: A preliminary study”（Proceedings of ISCSLP2021）利用超声成像技术探究了汉语普通话/?/音在不同音节位置的发音姿态，发现普通话/?/音与英语/?/音一样有多种截然不同的发音姿态，但这些不同发音姿态的声学结果几乎一致。Ying Jia（应佳）等利用EMA分析了英语边音/l/的发音机制，发现边音通道形成时间较稳定，不受音节内位置及相邻元音影响，表明边音通道形成是主动控制的结果，而不是舌体拉伸的被动结果 [ Ying, J., Shaw, J. A., Carignan, C., Proctor, M., Derrick, D., & Best, C. Evidence for active control of tongue lateralization in Australian English /l/. Journal of Phonetics, 86, 101039 ] 。Xu Anqi（徐安琪）等尝试通过3D发声器官合成来调查元音发音空间，发现舌位高度和后缩（tongue height and retraction）、喉部位置（larynx location）、圆唇程度（lip roundness）是对感知区分影响最大的发音维度 [ Xu, A., van Niekerk, D., Gerazov, B., Krug, P. K., Prom-On, S., Birkholz, P., & Xu, Y. Model-based exploration of linking between vowel articulatory space and acoustic space. Proceedings of Interspeech2021 ] 。另外，时秀娟团队关注音段的空气动力学特征，通过语音气流气压信号分析了普通话（《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的鼻化度表现》《南开语言学刊》第37卷第1期）、泉州闽方言（《泉州话塞音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实验语言学》第10卷第1号）、儋州方言（《儋州方言单字组塞音空气动力学研究》《实验语言学》第10卷第1号）、苏州吴方言（《苏州话单字组塞音空气动力学研究》《实验语言学》第10卷第1号）和香港粤方言（《香港话单字组塞音空气动力学研究》《实验语言学》第10卷第1号）的空气动力学特征。
在发音生理建模方面，Fang Qiang（方强）的“Incorperating articulatory velocity information in acoustic-to-articulatory inversion”（《中国语音学报》第15辑），尝试采用发音器官的运动速度信息来标识发音器官具体发音的重要程度，以此建立了新的代价函数训练逆推模型，性能比传统的逆推方法有一定提升，但与人工给定发音器官信息的系统还有一定的差距。
综述类的文献有陈忠敏的《声调产生的生理解剖机制》（《东方语言学》第22辑），该文从六个方面阐述声调产生和感知的解剖生理机制：言语产生的声源-滤波理论，声带振动的空气动力学说，喉结构、喉肌运动与基频，发声态与基频，基频分析和Praat参数设定，基频的感知问题。刘文的《嗓音发声类型的生物物理基础及其语言学价值》（《语言学论丛》第63辑），从生理、声学和语言学三个视角入手，阐述嗓音发声类型产生的生理机制和声学原理，并尝试厘清语言发声类型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语言发声类型的定义及常见类型、发声参数和基频的关系、特殊发声类型在声调感知中的作用等。孔江平和吴西愉的《人类语音起源和演化研究综述》（《中国语音学报》第15辑）从发音器官生理演化的角度探讨人类语音起源和演化的相关理论和最新研究进展，介绍了Lieberman提出的喉头下降理论、近期研究者对该理论提出的挑战，以及Lieberman对这些质疑的回应，并对这些讨论进行了评述。
（三）语音声学特征研究
本小节将从音段和超音段特征两方面来介绍除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语音研究之外的其他语音声学特征研究。在音段方面，不同人群产出的语音声学特征研究受到重视。Li Qian（李倩）的“Age-related variation of plosive voice onset time in Standard Chinese”（《中国语音学报》第15期）基于普通话连续语流中塞音的证据，发现即使是中年发音人，塞音的嗓音起始时间（VOT）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这一结果挑战了通常认为的成年后语音产出相对稳定的传统共识。此外，通过分析原始VOT和VOT比率，还发现VOT的增加并不完全是由于发音人年龄增长造成语速下降导致的，而更有可能与说话者对衰老导致的生理变化进行的主动调节有关。Geng Puyang（耿浦洋）、Gu Wentao（顾文涛）的 “Acoustic and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 of Mandarin speech in gay and heterosexual male speakers”（Language and Speech，3月）分析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的普通话语音差异。发现两组人的产出在基频、低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和辅音中的送气及噪音段长度上都有显著的差异。这些声学参数上的差异跟美国同性恋的口语语音特征是不同的，反映出跨文化社会语音学差异。该研究还进行了感知判别实验，发现虽然男性同性恋者的基频、第一共振峰与“刻板印象”的预期相反，但听者仍可在一定程度上识别说话人的性取向。苏佳佳的《基于语音语料库的韩语塞音VOT变异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基于语音语料库Global Phone中的朗读语料考察韩语塞音三分（送气塞音、松塞音和紧塞音）的对立，探讨了性别、年龄、后接元音类型以及语速与塞音VOT之前的相关性。
辅音对后接元音起始基频的影响持续受到关注。Xu Anqi（徐安琪）、Xu Yi（许毅）的“Consonantal F0?perturbation in American English involves multiple mechanisms”（JASA第149卷第4期），重新审视了英语中辅音F0的扰动，特别考虑了F0轮廓与音段对齐的影响以及F0提取方法，确定了三种不同的辅音效应。Ren Xinran（任欣然）、Mok Pik Ki Peggy（莫碧琪）的“Consonantal effects of aspiration on onset F0 in Cantonese”（Proceedings of ISCSLP2021），考察了粤语辅音F0的扰动。通过对23名粤语母语者产出的声学分析，发现送气音会提升起始基频，并且这种提升效果会影响至元音开始后的100毫秒。在英语中，如果塞音的VOT区别变弱，不同塞音导致的F0扰动将被强化。与英语不同，粤语在VOT不能区分送气塞音和不送气塞音的情况下，不同塞音F0扰动的区别不会被强化。所以，粤语中辅音对起始基频的影响虽然在语音特征上和英语相似，但是在音系学上并不能增强对不同塞音的区分。
韵律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语篇韵律、情感韵律、语调建模、轻重音和焦点、声调和语调现象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爱军团队做了一系列云顶集团：语篇韵律与篇章语境关系的研究。李爱军的《语篇韵律与互动言语行为》（《语言学论丛》第64辑）从语篇韵律的编码和解码的角度，阐述了语篇韵律特征与互动言语行为、语境之间的关系。该文介绍了一系列产出和听辨实验，并指出从产出上来看，韵律特征是由上下文语境、句法语义等信息决定的，从感知上看，语境对韵律表示的语气感知是一种调制关系，意图或者互动言语行为由语篇多维度信息共同编解码。Liu Yuning（刘雨凝）等探讨对话中的韵律趋同与文本趋同现象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性的人际交际中韵律与文本的趋同现象之间的关系是符合一般预期的，即话者的韵律信息参数数值会随话者自身的语义相似度的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因为此时他们很容易掌控对话内容，因此不需要过多的强调韵律信息便可表达自己的意图 [ Liu, Y., Li, A., Dang, J., & Zhou, D. (2021). Semantic and acoustic-prosodic entrainment of dialogues in service scenarios. Proceedings of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odal Interaction ] 。
韵律是情感语音表达和个人魅力表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杨洁、孔江平的《汉语语音情感区别特征研究》（《语言学论丛》第64辑） 对爱、憎、喜、悲、惧、急、怒和中性等八种常见语音情感开展感知测试，利用语篇的基频、振幅、开商等声学参数进行聚类分析，建立了一套情感语音的声学区别性特征。Lin Yi（林苡）、Ding Hongwei（丁红卫）、Zhang Yang（张扬）在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第64期上发表的两篇论文“Unisensory and multisensory Stroop effects modulate gender differences in verbal and nonverbal emotion perception”和“Gender differences in identifying facial, prosodic, and semantic emotions show category-and channel-specific effects mediated by encoder’s gender”探讨了通过面部表情、韵律和语义所表达的不同情感的感知以及性别差异。Li Shanpeng（李善鹏）、Gu Wentao（顾文涛）的“Prosodic profiles of the Mandarin speech conveying ironic compliment”（Proceedings of ISCSLP2021）考察了普通话中反语恭维的声学特征。Anna Gutnyk（安娜）、Oliver Niebuhr、Gu Wentao （顾文涛）的“Speaker charisma analyzed through the cultural lens”（Proceedings of ISCSLP2021）考察了不同文化中说话人的个人魅力如何通过韵律特征表现。
在轻重音和焦点方面，石锋的专著《韵律格局——语音和语义、语法、语用的结合》（商务印书馆）分析不同类型焦点表现的韵律分布模式，从中考察语句焦点的语音表现，为语义、语法、语用的分析提供客观的量化依据。秦鹏的《汉语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区分的语调证据》（《当代语言学》第1期），通过对音高、音长和音强三方面的声学表现，探讨汉语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在语调区分上的可能性。两类焦点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它们对语调凸显策略选择的不同侧重：信息焦点相对更倚重焦点成分本身的语调要素凸显，对比焦点对非焦点成分在音高、音长和音强上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相应的信息焦点引起的减量。殷治纲的《汉语词汇层面的轻重音研究》（《中国语音学报》第16辑），通过感知实验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列出了影响轻重音感知的主要声学因素和语言学因素。发现韵律词“左重”趋势只是一种语音学统计规律，不构成音系学规律；声调和词重音有关，有声调音节形成重音，无声调音节形成轻音。
声调方面，石基琳的《探讨普通话二声变调——从音位到语音产出的模式》（《当代语言学》第3期）运用数据分析以及建立模型的概念，对二声变调的本质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二声变调是一个语流中发音弱化的现象，在语音学中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并不属于音系学层次范畴化的运作。再以此为基础建立语音学模型来模拟中文声调在语流中产生的变化。
学者亦进一步探讨了不同音高实现模型——即平行编码和目标趋近（PENTA）模型和Stem-ML模型——对音高变化的解释力。Sun Yan（孙彦）、Shih Chilin（石基琳）的“Boundary-conditioned anticipatory tonal coarticulation in Standard Mandarin”（Journal of Phonetics 第84期）研究了普通话韵律边界对多个轻声序列的音高逆向协同发音影响，指出与平行编码和目标接近（PENTA）模型相比，汉语普通话的逆向声调协同发音模式更符合Stem-ML模型，而且边界引起的逆向声调协同发音的减弱主要是受到主动语音规划的影响。敖敏的《基于 PENTA模型的蒙古语陈述句语调合成实验》（《中国语音学报》第15辑），通过声学实验、合成实验和听辨实验，分别考察 PENTA语调模型能否准确还原不同焦点环境下蒙古语陈述句的原始语调。结果表明PENTA模型不仅可以准确合成蒙古语陈述句中具有交际功能的语调特征，而且还可以通过忽略因个体差异产生的不具备交际功能的语调特征来合成具有较高一致性的语调模式。
此外，还有研究关注在汉语普通话中F0如何同时编码声调、焦点和情绪。Liu Xiaoluan（刘晓峦）等考察了汉语中F0如何表达焦点和惊讶情绪。通过行为和脑电实验，发现焦点感知的阈值为基线上3个半音，惊讶感知的阈值是基线上5个半音，基线上5-12个半音可以传达焦点和惊讶，不同的韵律信息是通过不同区间的音高区间来表示的 [ Liu, X., Xu, Y., Zhang, W., & Tian, X. (2021). Multiple prosodic meanings are conveyed through separate pitch ranges: Evidence from perception of focus and surprise in Mandarin Chinese. Cognitive,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1, 1164–1175 ] 。
语调方面，Albert Lee（李炯乐）、Santitham Prom-on 、Xu Yi（许毅）的“Pre-low raising in Cantonese and Thai: Effects of speech rate and vowel quantity”（JASA第149卷第1期）探讨了粤语和泰语中语音和音系时长对PLR（Pre-low raising）的影响，并分别考察了语速和元音时长与PLR的实现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粤语和泰语的PLR都是发生在大幅F0下跌之前，泰语的PLR在短元音中更常见。
另外，Yang Lujia（杨璐嘉）、Ding Honhwei（丁红卫）的“Comparing the rhythm of instrumental music and vocal music in Mandarin and English”（Proceedings of ISCSLP2021） 对跨文化音乐进行了对比，对比了中英器乐（instrumental music）和声乐（vocal music）的差异。两种器乐节奏特征反映了各自语言的节奏特征，中国器乐的节奏对比（rhythmic contrast）比英式器乐小；但是在声乐中，中国声乐的节奏变化（rhythmic variation）比英式声乐的变化更大；另外，儿歌的节奏对比相较民歌显著更小。
（四）语音感知与加工研究
语音感知与加工研究包含测量行为和脑神经活动的实验研究，其中声调感知尤为受到重视，聚焦影响声调感知的因素、声调加工机制，以及声调加工的脑神经基础。Liu Min（刘敏）、Chen Yiya（陈轶亚）、Niels O Schiller的“Context matters for tone and intonation processing in Mandarin”（Language and Speech 第65卷第1期）探究了听者如何处理声调和语调，以及语境意义（semantic context）的影响。结果显示，声调的听辨较少受语调的影响，但是语调的听辨却受句末字的声调和语境意义的影响。
Li Yuanning（李远宁）等通过研究普通话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在听这两种语言时颞上回的神经活动，发现音高相关特征的皮层编码可能依赖于同样的听觉特征加工机制，然而这种机制可以根据给定语言进行调整，其证据为，在电极群体水平上，仅普通话母语者对普通话声调范畴的敏感性增强[ Li, Y., Tang, C., Lu, J., Wu, J., & Chang, E. (2021). Human cortical encoding of pitch in tonal and non-tonal languag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1), 1-12. ] 。
香港中文大学黄俊文团队完成了一系列云顶集团：声调感知的神经机制研究。Feng Gangyi（冯刚毅）等研究了变化语境下的声调范畴感知，指出左颞上回（STG）作为声调表征核心区，需要与额顶（frontoparietal）网络动态联合来共同实现 [ Feng, G., Gan, Z., Llanos, F., Meng, D., Wang, S., Wong, P., & Chandrasekaran, B. (2021). A distributed dynamic brain network mediates linguistic tone represent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NeuroImage, 224, 117410 ] 。Maggu等考察了绝对音高（absolute pitch）能力和声调语言学习经验对声调感知的影响 [ Maggu, A., Lau, C., Waye, M., & Wong, P. (2021). Combination of absolute pitch and tone language experience enhances lexical tone perception. Scientific Reports, 11, 1485 ] 。
Zhu Jiaqiang（朱加强）、Chen Xiaoxiang（陈晓湘）、Yang Yuxiao（杨雨箫）的“Effects of amateur musical experience on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lexical tones by native Chinese adults: An ERP Study”（Frontiers in Psychology第12期）利用脑电实验的失匹配负波范式（mismatch negativity，MMN），对比了业余音乐家和非音乐家的声调感知加工，发现业余音乐家在声调感知上相对非音乐家是有优势的，他们对微小音高变化更敏感。
国内外学者通过对比声调语言和非声调语言的说话人，考察不同声调感知的神经加工机制。如王韫佳、吴倩、刘思维的《母语和非母语者对北京话相似和相异调拱声调的范畴感知——基于MMN的研究》（《当代语言学》第3期）利用脑电研究探讨母语与非母语者的声调感知，采用非注意的失匹配负波（MMN）实验范式，考察母语者和非母语者（重庆话）对北京话相异调拱（阴平-去声）和相似调拱（阳平-上声）的感知模式。结果表明，前注意阶段的语音加工既包括声学加工，也包括音系加工。另外，在某些条件下，跨音系范畴的偏差刺激没有诱发MMN，且范畴内的偏差刺激都没有诱发MMN。这些分歧可能表明，前注意阶段的语音加工主要是声学层面的，音系加工受到了语音声学变异程度的制约。
石锋、王大佐的《试论汉语普通话声调听感原理》（《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基于汉语普通话二字组真词听辨实验，概括出基于语言学因素的十个汉语普通话声调听感原理：格局原理、位次原理、调阶原理、标记原理、同调原理、对折原理、高降原理、降阶原理、邻接原理、多边原理。
浙江大学丁鼐团队、罗本燕团队深入考察语音包络加工关联的神经追踪机制。Zou Jiajie等试图厘清神经振荡夹带和诱发响应两种神经活动在此扮演的角色，揭示了语篇语音聆听过程中语音的脑电反应在θ频段的相位特性 [ Zou, J., Xu, C., Luo, C., Jin, P., Gao, J., Li, J., Gao, J., Ding, N., & Luo, B. (2021). θ-band cortical tracking of the speech envelope shows the linear phase property. eNeuro, 8(4), ENEURO.0058-21 ] 。另外，Xu Chuan等报告了意识障碍患者对语音刺激的神经追踪活动 [ Xu, C., Zou, J., He, F., Wen, X., Li, J., Gao, J., Ding, N., & Luo, B. (2021). Neural tracking of sound rhythms correlates with diagnosis,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15, 646543 ] 。
在声调感知之外，人类嗓音的加工也受到关注。明莉莉、胡学平的《人类嗓音加工的神经机制——来自正常视力者和盲人的脑神经证据》（《心理科学进展》第29期）结合正常视力者和盲人群体的嗓音加工研究, 从嗓音选择性加工和嗓音身份加工两个角度阐述人类嗓音加工的神经机制, 并探讨了梭状回脑区在嗓音加工中的作用以及盲人面孔加工脑区的跨模态重组现象。
在音段感知方面，王茂林、陈容如的《汉语“元-辅-元”组合辅音感知研究》（《中国语文》第5期）考察汉语“元-辅-元”组合内辅音的感知。将“元-辅”和“辅-元”部分分别截取不同长度的语音片段作为刺激进行感知实验，发现鼻音和不送气塞音仅凭过渡音征便可达到较高的感知正确率，不同的鼻音和擦音感知有较大的差异，送气塞音的感知效果较差。另外，该论文还考察了辅音感知的混淆模式，发现混淆是以过渡音征为依据的。
陈忠敏发表两篇综述文章介绍语音感知的特点和历史音变。《语音感知的特点及其解剖生理机制》（《中国语音学报》第15辑），讨论了语音感知的特点以及它们的解剖生理机制，介绍了听觉器官以及听觉器官以上神经系统的解剖生理构造，并提出听觉器官并不是被动地、客观地接受外来输入的语音，而是对传入的语音进行了主观的改造和修饰。《音变产生的原因》（《语言研究集刊》第27辑）认为，激发音变的起始原因可分为发音和感知两大部分，其中感知原因还需要考虑音系结构因素和增强区别性因素，该文还对 John Ohala 所提出的听者启动音变模式作了解释和评介。
张清芳、钱宗愉、朱雪冰的《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的多重音韵激活：单词翻译任务的ERP研究》（《心理学报》第53卷第1期），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了被试在翻译命名任务中是否受到背景图片音系或语义干扰词的影响。该研究结果支持了汉语口语词汇产生遵循独立两阶段模式的观点。
李旭辰、刘彬的《听觉记忆的发音延长效应探究》（《中国语音学报》第15辑）发现普通话母语者在产出有音段重叠的相近英语词以及音段序列相同但声调不同的汉字时，都会出现发音延长效应，而且延长现象发生在重叠音段内，体现了听觉记忆在发音过程中的影响。
未完待续
原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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